荒草野树，要在没过人膝的野草里走好几里。我走了一个钟才到农场，遇到几个看起来像干部的同志便问彦石在哪，他们一时想不起来有这号人，我就报了彦石医院的名字，说是那里下来的王彦石教授——怪我太急，忘了改口，竟还以为他是教授。劳教干部们听我管一个右派叫教授都笑了，哦，右派家属来了。他们大约以为我是彦石的弟弟，一路上告诉我家属探视劳改犯不是见面一抹泪便算了，要以家属身份犯人劝诫服从场规、认真劳改，这样，他才能改造成一个对人民群众有用的新人。干部们一面说，一面带我去接待室，谁能想到路上居然刚好撞见了彦石。他在推粪车给地里送粪。我看到了他，他也看到了我，他愣了一会，最后把头低了下去，不敢看我。我们就那样隔着田埂站着，谁也没说话。”

“他走了，我倒学会做菜了，以前煮饭都不知放多少水。此后我每个月去探视他两次，原本想带个食盒去给他送饭，幸好霞织点醒我别带太多，她的爱人是干部，认识一些劳改农场的指导员，懂得多。她同我说：‘你想想，一个老右配好饭好菜么，小心有人给他穿小鞋，同监舍的人也排挤。’所以我每次都是将几个包子藏在外套里，见面便偷偷给他吃了。偷偷给他带些吃食，也得给干部好处别人才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每回都要给管教好几根烟。有一次一个朋友接济了我一小包白砂糖，那年月白糖是多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哪里舍得吃，把一整包糖都拿去和面给彦石做了馒头。馒头是甜的，他吃一口便尝出来了，说什么也不肯再吃，非让我也吃，我们就在接待室面对面吃那两个甜馒头，整包糖都和进了面里，那甜味差点没把人腻死。彦石的知识水平比场部医疗室的大夫们高一些，农场干部家属有时候也暗地里找他看病。有个好心同志看完病悄悄往他口袋里塞了两个鸡蛋，他要把那两个鸡蛋留到我下次来时给我，结果鸡蛋就被他给放坏了。”

“后来农场大约是看他表现好了，有改造好自己思想的希望，便不让他推粪车、运垃圾了，让他下地插秧。”

劳改农场有警卫看守，探视结束，犯人回去干活，只能远远地再望几眼，乔玦道。入了秋，劳改农场的水田里黄的黄、绿的绿，几栋灰蒙的建筑上漆着金红色的大跃进宣传画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；人可以让地球服、海洋降，强迫宇宙吐宝藏”——然而草鹡鸰只是在田间飞过，水稻只是在风里招展。他的眼中不过映着稻丛中挥着镰的一个模糊身影。

乔玦平静地道：“六零年的时候他刑期满回了家，原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，无奈粮食吃紧，家里实在没多余粮票上国营饭店。厨房还剩一小把面，我就烧开水煮了碗面和他淋豉油吃。”

关珵直默然许久，时代的暴雨降落之时并不会在乎个人的意愿。苦难、浩劫、压迫，诸如此类的词在他腹中打着转，可他到底只说了一句：“那日子好过一点了么？他回来了……”

“的确是好过一阵。”

即使每天定额一斤口粮、半饥不饱，天天吃着双蒸饭，也算好过一阵。六零年王彦石又回了原单位，但毕竟劳改过，医院对他有了点顾忌。他不再像从前一般没日没夜穿梭于手术室，反而常常闲在家里，可他像看不懂院领导脸色似的，先是把自己劳改时打腹稿润色了的论文递上去，又自愿把配给他的每月三十斤的口粮定量再减两斤，处处显得他这劳改犯比医院干部还先进，终于被人家放了个大长假。乔玦摇了摇头：“他赋闲在家比以前忙得脚不沾地好，我总怕他在医院又说错什么话。那时候不说话不表态不行，说话表态说不定也不行。”

“我原以为他闲下来会很不适应，谁知他很快便找到了新的乐趣，想学弹钢琴。每天晚上喝完那二两米煮的粥水我就教他怎么弹琴——他弹得可真差，简直没办法教。一开始我只是弹给他听听作示范，可到后来那钢琴就全变成我一人在弹了。我们天天在家开我个人的小型音乐会，他给我当听众，”乔玦面上露出缅怀的笑，“以前读书那阵我弹过贝多芬的月光，他说他最钟意听那首，只想听那首。真是个怪人，有谁只爱听一首曲子的。”

白烟似的雨被冷风挟着，点滴打在窗上，丝丝缕缕也错落出些韵律来。隔着雨迷蒙的窗，仿佛就此将外边的世界也隔开。人间愈发的金红炽热，口号洪一样此起彼伏着，那浩浩的红的海洋，激辣辣地刺激每一个人的心神，合上门才能回归到一个浸凉宁静的世界。十八甫路那座三层的竹筒屋内唯一的响动只有音乐，琴音如流，在水仙的幽芳中淌着。月光奏鸣曲第二乐章在那音乐的细流中奏起最多，轻快的旋律像一个温存的笑般漾在二人之间。

关珵直似已对乔玦接下来的话有所预感，他十指交握着，道：“李斯特形容第二乐章横在第一和第三乐章之间，就像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朵花。”